日本信貸大敗局:巨頭倒閉,外資撤出,消費信貸潰敗

監管從天而降,中國的現金貸行業,正在遭遇行業大劫。實際上,消費信貸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監管風險。在日本的歷史上,也曾出臺嚴苛的信貸監管,導致其60年的信貸積淀,幾年間盡毀。第一巨頭破產,外資紛紛撤出,此后,日本消費信貸一蹶不振,最終幾乎是一個全輸的結局。而在遭遇同一段歷史的中國,未來又會走向怎樣的命運?

01

一夕頹敗

2008年,對于花旗銀行的來說,是無比艱難的一年。

除了遭遇金融危機,公司還做出了關停日本消費金融分公司的決定。

幾千名員工接到了裁員通知,所有的人要在一天內收拾離開。“幾個小時,辦公室就只剩下一片狼藉了。”花旗的前副總裁秦賢回憶稱:“真的是輸得連褲衩都不剩了。”

而此前,這個公司是日本消費金融行業第五,風頭極盛。

曾是日本消金第一巨頭的“武富士”,也在2010年9月向法庭申請破產保護。

就在十年前,武富士的掌舵人武井保雄被《福布斯》評為日本首富,超過孫正義,全球排名30。

而一切,都源自于2006年日本《貸金業法》和《利率限制法》的出臺。

對消費金融和信貸業務的整治,監管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制定了一個嚴苛的四年計劃,步步收緊,慢慢絞殺。

在強大的監管面前,企業幾乎難以轉圜。

此后的四年里,消費金融巨頭們一潰千里,而持續60年、逐漸繁榮的信貸業務,就此一蹶不振。

02

黃金時代

這個故事,還要從二戰之后講起。

二戰后,日本的經濟開始復蘇。

到60年代,消費貸款大量取代典當行,成為居民借貸主流。

而武富士,在1966年創辦。

這一年,36歲的武井白手起家,以在黑市從事大米交易賺得的第一桶金,在東京板橋區租借了一間12平方米的小屋,設立“富士商事”公司,通過無擔保的小額貸款起家。

武井保雄最早把放款目標鎖定在家庭主婦上,“主婦的個人信用要比男人好”。

他很快形成了原始的信貸理念:“不能借給不打掃廚房、廁所的主婦,而要借給孩子穿著干凈衣服的主婦。”

他的風控策略也頗為奇葩。

早上10點開始,他就去住宅小區,觀察各家的陽臺,看誰家的主婦晾出了洗干凈的衣服。

“能不能借用您家的洗手間?”他還會挨家挨戶敲門,混進去看誰家整齊干凈。

以此,他來判斷,可以借錢給哪一家。

而武井保雄是一個極為獨裁、鐵腕的領導者,他帶領這支鐵軍,在信貸領域一騎絕塵。

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整個日本出現大量的消費信貸公司,并成長出4大消金巨頭,除了武富士,還有Aiful,Promise,Acom。

戰后日本,經濟復蘇,消費需求漸漸成了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

而另一方面,1969年,大阪幾家大公司聯合成立了日本消費金融協會,將用戶借貸數據共享,將信貸業務中最大的隱患——多頭借貸問題解決。

最有意思的一個原因是,技術創新帶來了驚喜。

1993 年,消金巨頭Acom,研發了一臺自動完成貸款申請和簽約的機器,叫“Mujinkun”(意為自助式)。申請者只需在用戶界面填寫相關信息,中央信審部門通過單向攝像頭跟申請人交談,就可完成相應信用評分。

頗愛面子的日本人,害怕被拒絕,而機器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降低了運營成本。

巨頭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ACOM、Promise率先在1993年上市。

1996年,武富士公司在日本二板市場“佳斯達克”成功上市。此時,公司的個人消費放貸余額超過1萬億日元,成為日本個人消費信貸業最大的公司。

而一年之后,最后一大巨頭Aiful也成功上市。

外資也隨后而來。

2000年年底,花旗收購了Associates,因為后者在日本市場也有業務,因此順利進入日本。

其后,花旗在日本的消費金融業務也大放異彩:其后連續三年,花旗在全球的利潤有8%是由日本而來,而消費金融貢獻了其中的86%。

截止到2006年3月,日本非銀行貸款余額為41萬億日元,其中21萬億,是個人消費貸款。

這無疑是日本消費金融的黃金時代。

03

監管突來

盛世之下,必有陰影。

在消費信貸的黃金時代之下,問題也開始持續呈現。

其中備受詬病和輿論指責的,無非是“消金三惡”:過高利率、多重借貸以及暴力催收。

一些底層用戶陷入債務危機,甚至出現了自殺或離家出走的極端事件。

日本媒體進行了持續的跟進,有媒體曝出,武富士聘用黑社會背景人士,和警察勾結,共同催收。很快,四大消金巨頭,都陷入輿論漩渦之中:“他們不僅向父母等其他親屬催收,還擅自進入民宅,恐嚇老人、孩子,有的孩子甚至得了抑郁癥。”

2006年,監管隨后而至,《貸金業法》和《利率限制法》很快出臺。

致命的第一箭頭,就是將利率調至29.2%。

自此消費信貸誕生起,日本的利率上限,一再調低,最后低至20%。

為了滿足利率上限,消金公司大幅收緊貸款政策。

已培養起來的消費習慣,卻很難及時調整。很多借款人無法從正常渠道獲得貸款,就轉戰地下,導致地下高利貸猖獗,負面新聞進一步爆發。

政策進一步收緊。

日本最高法院規定,年利率不得超過20%,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還給借貸者。

也就是說,之前收取的超過年利率20%的利息,企業還得吐出來,歸還消費者。

第一巨頭武富士,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創。

按照法規,武富士需要退還的貸款利息是2萬億日元,涉及借貸人約200萬人。

此后,要求武富士返還多繳利息的客戶蜂擁而至。同年11月10日,武井保雄因肝衰竭在東京家中去世,終年76歲。

“日本消費信貸之王”離去,同樣離去的,還有日本消費信貸的“黃金年代”。

除了武富士,2006年上半年,前四大消費信貸公司總共退還了利息650億日元。

巨頭們急于改革保命,消減廣告支出,關閉門店,裁員等等,但都無法挽救一瀉千里的頹勢。

2010年9月,武富士向法庭申請破產保護,成為日本貸金業整頓的最大“犧牲品”。

武富士之外的其他3大消金公司,客戶數量大幅減少,只可艱難為生。

Aiful其貸款余額持續8年負增長。雖然近年有所緩和,但已經盡顯疲態,難再輝煌。

而在2008年,花旗銀行也做出艱難的決定,將日本的消費金融事業部關停,撤出。

04

反思前行

巨頭倒閉,外資離場,故事還遠沒有結束。

其后,全球金融危機到來,日本消金業就此一蹶不振,甚至給地方經濟帶來了負面影響。

北海道大學飯田教授分析指出:《貸金業法》修改后,帶來的經濟效果是名義GDP增長率出現負值,為-0.47%,新失業者達到18654人。

除了消費市場的低迷,外資也變得謹慎。

花旗的前副總裁秦賢指出:“除了造成對本地市場的重創之外,對花期、通用等外資打擊很大,直接造成海外銀行對日本市場失去信心。”

另外,這進一步養肥了黑社會勢力。

由于新法規定借款人貸款月不得超過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因此,家庭主婦、學生等無收入群體,無處借款。

因為需求存在,正常渠道封閉,轉為地下后,民眾借貸需要付出更高成本。

“就連日本政府自己都沒有料到,對行業會有如此重大、萬劫不復的影響”,當時的日本媒體指出,過度嚴苛的政策,帶來了一個全輸的結局。

“實際上,銀行只服務頭部人群,這些有錢人的借錢欲望,并不強烈;而越是底層用戶,越需要金融服務,越有信貸需求,因為需要合理引導,讓信貸處在陽光之下。”秦賢指出。

此后,花旗銀行在日本的案例,成了很多商學院的案例。

“消費金融業務在任何國家,都存在監管風險”,秦賢指出,信貸行業,要經常和政府保持溝通,成立協會,數據共享,避免多頭借貸,都是必要措施。

隨時準備退出機制,未雨綢繆也非常重要。

消費金融行業就如走鋼絲者,離錢很近,卻危機四伏。

有時候,它是刺激內需的利器;有時候,它又變成置于深淵的黑手。

監管就如走鋼絲者的平衡桿——是前者還是后者,有無數平衡的智慧。(應受訪者要求,本文部分人名為化名)

來源:一本財經

作者:二八

延伸閱讀:

日本現金貸也瘋狂:從民間“消金三惡”到銀行“過剩融資”

在負利率、監管真空的態勢下,日本的銀行成了現金貸的主力,過去五年間現金貸余額漲幅高達7成,“過剩融資”正引發日本監管層的關注。

盛世之下,必有陰影。

20世紀60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民間消費金融公司崛起,日本進入了消費信貸的黃金時代。然而,過度消費導致了“消金三惡”(高利率、多頭借貸、不當催債),一些底層用戶陷入債務危機,甚至出現自殺或離家出走的極端事件,軟暴力催收導致的社會問題更是備受詬病和輿論指責。

重磅監管之下,2000年后,日本消金亂象逐漸熄火。如今,在負利率、監管真空的態勢下,日本的銀行成了現金貸的主力,過去五年間現金貸余額漲幅高達7成,“過剩融資”正引發日本監管層的關注。“消金三惡”死灰復燃

“300萬日元以內,無需收入證明即可申請。年化利率為4%~14.5%不等,最高額度800萬日元,最短審查時間30分鐘,沒有銀行賬戶也能申請。”以上是在日本電視、街頭巷尾隨處可見的廣告詞,而代言人則是當紅女星吉高由里子。

近期,“現金貸”在中國飽受爭議,監管政策也紛至沓來,但你可能想不到,上述廣告就是日本三大銀行之一的三井住友銀行的現金貸廣告。此外,其他兩大銀行——三菱東京UFJ、瑞穗金融集團都曾請當紅影視男星阿部寬、福士蒼汰,當紅女團乃木坂46作為代言人,且會根據明星的熱度來不斷更換人選。

“當年民間現金貸公司在重壓監管下破產,基本都被日本大銀行收購,如今銀行成了現金貸的主力,這幾年負利率壓得銀行息差收入緊縮,消費金融這塊業務可是主要賺錢的來源了。”三井住友消費金融部員工Yasumi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她也透露,日本人工作結束后愛喝酒,日語里叫“飲み會”,“甚至有些投行精英,有時候這種酒局太多了,也會借現金貸來周轉一下。”

眼下,“過剰融資”(中文意為“銀行消費金融過度”)已經引發了日本政界的高度關注。早年,《貸金業法》對民間貸金公司提供消費信貸的規模進行了限定,額度不得超過借款人年收入的1/3,且總規模不得超過50萬日元。而銀行消費信貸不受此規模限制,銀行為了增加收益,為借款人提供便利,普遍為借款人提供超過年收入1/3的貸款,額度從過去的10萬、20萬日元,暴漲到了現在的200萬日元到300萬日元,年收入只有1000萬日元可超還款能力借到2600萬日元。

Yasumi也對記者透露,“消金三惡”的死灰復燃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高度關注。“今年9月時日本金融廳就表示要到銀行徹查,現在銀行也都主動將貸款規模控制在借款人年收入的1/2,預計之后會出臺明確的監管措施。”不過她也提及,對正規途徑的消費金融應該規范而非限制,否則反而會進一步助長地下融資。過度消費下的“消金亂象”

“《貸金業法》出臺后,過去民間的那些消費金融公司基本活不下去了,部分被銀行收購,例如現在最大的一家民間現金貸公司Promise就是由三井住友銀行控股。如今,銀行成為了現金貸的主力。”Yasumi對記者表示。

其實,早在幾十年前,日本的消費金融就開始蓬勃發展,而無擔保的現金貸作為消費金融的一個分支則加速發展,這一行業也曾經歷了盲目發展、逐步規范、強化監管的階段。只是,如今問題又開始在此前不受監管、利潤受到負利率政策沖擊的銀行身上重演,致使個人破產大量增加,逃債、自殺案件屢屢發生,銀行風險加大,這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也成為近來國會討論的議題。

先從現金貸在日本發展的源頭說起。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時間可謂是日本民間消費金融的“盲目發展階段”。

20世紀50年代中期后,日本經濟開始持續增長,非銀行消費信貸業務在大阪開始興起,起初的貸款對象多為和服作坊等手工業者,特點是貸款金額小、周轉速度快。雖然消費信貸利率較高,但為手工業者提供了周轉資金,成為一種運轉較為成功的信貸模式。此外,日本小區模式的出現也聚集了大量的上班族,其逐漸成為消費信貸的最大客戶群體。

1964年日本成功舉辦奧運會,有力刺激了經濟增長,使日本民眾對耐用消費品和休閑娛樂等消費產品的需求迅速上升,但收入增長卻沒有同步提高,這直接導致了消費信貸需求再一次爆發式增長。一些消費金融貸款公司抓住機會快速發展業務,甚至出現了從銀行取得資金后向借款者放貸的情況。

到70年代后,消費信貸規模不斷膨脹,債務違約的發生頻率大幅增長,“消金三惡”的社會現象日益嚴重,消費金融市場成了“消金地獄”。

1983~1999年則為“逐步規范階段”。為整頓市場,保護消費者權益,1983年日本發布了貸金業自律行政命令并頒布《貸金業法》,開始對貸金業者實行注冊登記制度。從此“貸金業”規范成為不吸收存款而向消費者和中小企業提供融資的行業,標志著貸金業被政府納入了正規金融體系。

然而,由于實際執法效果欠佳,仍沒能遏制“消金三惡”現象。由于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銀行已沒有足夠的資金和能力進入消費信貸市場,非銀行消費金融貸款公司扮演了市場的主要角色。

1999年5月,日本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債券法》,允許符合條件的貸金公司發行債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并允許其把資本市場的融資用于發放消費信貸。

2000年后開始,鑒于“消金三惡”所產生的嚴重社會問題,日本民眾對貸金業產生反感情緒,日本的消費金融正式進入了“監管強化期”。

2000年,日本把對中小貸金公司的監管權從地方收到金融廳;2001年進一步構建了以金融廳為核心、日本銀行和存款保險公司共同參與、授權地方財務局監管的金融監管框架;2003年出臺《地下金融對策法》,對所謂“地下金融”即未向政府注冊而私自開展貸款業務的機構進行整治,由此遏制了貸金業惡性發展的勢頭。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防范貸款信用風險,日本于2001年3月建立了消費者信用數據中心(Credit Risk Database,CRD),這是一家非盈利、非公益的一般社團法人。其經營宗旨是不追逐利潤,不向社會公開信息,而只向加入該組織的會員提供信息服務。

此外,會員繳納的年費收入全部用于數據庫的維護和中心人員成本支出。其提供的信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貸金公司的客戶信息,另一部分是信用卡公司的客戶信息。這兩部分信息可以共享,實質上可視作一個信息庫。

同時,為了加強懲治力度,2006年,日本政府開始分四個階段對《貸金業法》進行修訂并逐步實施,《利息限制法》對日本消費金融行業的打擊尤為致命。

“這段時期,日本民間的消費金融巨頭都紛紛破產了,”Yasumi告訴記者,日本最高法院規定,所有超過《利息限制法》上限的利息均為無效,且貸款額不得超過借貸者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之前多出的利息部分,要全部退還給借貸者。法令從2010年6月18日起全面實施。

為此,2010年前還是日本最大的消費金融公司——武富士,于2010年申請破產。武富士需要退還的貸款利息,涉及到的借貸人約200萬人,僅這部分總額就超過2萬億日元。面對蜂擁而至的討息者,無力償還的武富士于2010年9月底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同年10月在東京證券交易所摘牌退市。

“軟暴力”催收黑幕

值得一提的是,在監管完善后,“軟暴力”或暴力手段催收的情況已經有所緩解。

但在新《貸金業法》出臺前,據統計,2000年日本國內因經濟因素自殺的人數增至近9000人,約占自殺總人數的30%。

據記者了解,“軟暴力”催債手段表現為:對欠債人進行電話騷擾,每天不分晝夜多次向欠債人家庭打電話、發傳真進行催債;頻繁上門催債或在欠債人住所、公司周圍蹲守;逼迫債務人從親屬、朋友和其他公司借款還債,甚至要求債務人賣器官、以死后賠償的保險金、以生活保障金等償還債務;在鄰居大門上張貼傳單,在債務人家中大聲催債,讓鄰居知道借款人欠債情況,刻意在欠債人同事、鄰居中造成惡劣影響來逼迫債務人還債等等。

由于日本人一般自尊心與信用觀念較強,在有償還能力的情況下一般不會拖欠貸金公司欠款,或欠款而被外人知曉,因此一旦被催債,可能會采用自殺等極端方式來解決問題。由此,“軟暴力”催收也導致日本自殺率上升。

為了抑制不良影響發酵,此日本政府終于對貸金行業的催債行為進行了法律規范。

例如,貸金業法第21條對催債行為作了相應規定。例如,一是無正當理由不能在政府規定的不恰當的時間(早8點到晚9點)給債務人打電話或發傳真或到家中訪問催債;在債務人提出還債承諾或主動聯系商談,或在聯系過程中,貸款人要積極配合,不能在政府規定的不恰當的時間給債務人打電話催債,取消發傳真或到家中訪問;不能要求債務人從其他地方借款來還債;求律師或律師事務所和司法書士處理債務,律師和司法書士已通過法院向貸金公司發出通知后,貸金公司不得再向債務人打電話、發傳真,或上門索債,直接要求債務人還債。貸金業法第24條規定,違反第21條規定催債的視同犯罪,應予以刑事處罰。

經過大力整頓,目前日本大貸金公司都制定了嚴格的催債規則,基本的催債方法主要是打電話和寄送郵件,在債務人置之不理的情況下才上門催債,進而移交債權回收機構和司法部門處置。

據悉,一些主要貸金公司的催債具體規則為:打電話次數1天不超過3次,到住宅訪問人數不超過2人,打電話時不采取粗暴態度或使用粗暴語言或大聲威脅;打電話留言時只留催債經辦人個人姓名,不留貸款公司名稱;發送郵件時不注明貸款公司名稱;在多次打個人電話聯系不上,仍不還債的情況下,才向債務人單位打電話;不在不恰當的時間催債(如祭祀節、新年、遭受地震災害、臺風等嚴重自然災害時);基本由男士擔任催債業務,當債務延遲3日~2周時,對女性債務人由女性催債人負責催債。此消彼長 銀行接棒

隨著新《貸金業法》頒布后,日本貸金公司數量開始急劇下降,日本的貸金業由此步入法制化、規范化和正規化的發展軌道。

然而,也正如Yasumi此前說的那樣,如今日本的消費金融巨頭基本都由銀行控股,目前日本的消費金融領域有四大巨頭:三井住友財團旗下子公司Promise、Mobit以及三菱財團旗下子公司Acom、Atful。

目前,銀行也在積極推動消費金融業務,現金貸則成了主力,在過去五年間漲幅高達七成,2016年末的總量高達5兆6000億日元。“銀行カードローン”(即銀行現金貸,Card Loan的音譯)一詞則成了各大廣告牌的“常客”。

“之所以叫Card Loan,主要因為十幾年前,現金貸的借款人很多根本沒有銀行賬戶,因此消費金融公司會給他們單獨辦理一張專用的貸款卡,因此得名,并沿用至今。”Yasumi告訴記者。

現在,銀行除了普遍為借款人提供超過年收入1/3的消費貸款,更令人震驚的是,銀行貸款利率設計是借款額度越高,利率越低,如三井住友銀行100萬日元以下的消費貸款利率為12%~14.5%,借款100萬到200萬日元,利率10%~12%,從而造成借款人向銀行過度借款。

據統計,有96.4%的80家銀行為貸款額超過1/3年收入的人提供貸款,22.9%的19家銀行為超過年收入的消費者貸款。銀行消費貸款余額2013年3月為3兆5442億日元,3年后的2016年3月迅速提高到5兆1227億日元。

一般而言,一般的銀行向大眾吸收存款,并向有擔保、抵押的項目放貸,賺取安全的利差。而如今銀行大肆推進現金貸業務,據記者了解,銀行甚至給員工設定業績指標,而這一現狀背后的推手主要就是負利率和監管真空。

2016年1月29日,日本央行出乎意料地宣布實行負利率政策,而銀行業似乎卻每況日下,凈息差收窄。瑞穗 2016財年Q1財報顯示,其凈利潤同比大跌16%。

此后,負利率政策的破壞性正在進一步蔓延。銀行差強人意的營收表象突出了其所面臨的艱難環境——凈息差收窄、貸款需求萎靡、經濟增速疲軟。三菱東京UFJ某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日本原本存款利率就接近0,因此負利率后存款端降無可降,而貸款利率卻不斷下滑,這使得銀行利息收入大降。相較之下,現金貸等消費金融普遍超過10%的利率就顯得愈發誘人。

此外,監管套利也是另一大原因。一般現金貸公司從2006年后受到嚴格監管,在電視宣傳廣告方面,需要事先獲得行業協會審批,并規定一個月內媒體發布廣告不得超過100個。然而,銀行不受此限,如2016年,三菱東京銀行發行廣告為1990個,新生銀行2230個,大力宣傳銀行消費信貸的便利性廣告的影響也誘導借款人過度利用銀行消費信貸。

《貸金業法》對貸金公司提供消費信貸的規模進行了限定。在規模控制上要求貸款額度不得超過借款人年收入1/3,貸款規模不得超過50萬日元。而銀行同樣不受這一規定的限制。債務過剩引監管關注

今年以來,這一現狀不斷引起政府和監管機構的關注。

日本財長麻生太郎在9月1日舉行記者發布會時就表示,“希望推動銀行現金貸業務正常化發展,并希望把握銀行運營的實情。”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今年9月,日本金融廳就針對銀行現金貸貸款過剩問題,對幾家大銀行和地方性銀行進行了檢查。Yasumi也對記者表示,根據調查結果,金融廳對于一些行為不當的銀行也會給予行政處分。

記者獲悉,此次檢查的內容包括:銀行是否存在對現金貸過度廣告宣傳的情況;是否將貸款獲得情況作為對銀行員工的業績考察標準等。

今年11月,日本全國銀行業協會發布了調查結果,其以189家銀行為樣本,其中120家提供現金貸業務的銀行中,有43家(36%)都以現金貸的貸款情況作為支行或員工的業績考核標準。

與仍處于消費金融發展早期階段的中國不同,日本的發展已經接近成熟,如果不進行適當管控,則可能導致經濟長期停滯。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小林慶一郎就撰文稱,民間部門存在的過剩債務是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通過模型分析可知:如果過剩債務不斷積累,借款人的經濟活動將變得效率低下。如果過剩債務達到一定水平,借款人的低效率經營將成為永久狀態,有可能帶來經濟長期停滯。

“在這種情形下,貸款人沒有削減借款人過剩債務的激勵因素,因此如沒有政府實施政策介入的話,經濟停滯將持續很長時間。”他寫道。

不過,Yasumi也對記者透露,其所屬銀行旗下的現金貸公司也在大力拓展東南亞業務,并也在中國開展現金貸業務,“目前似乎也有想過,是否可能在中國監管趨嚴的背景下,去收購一些中國的網貸公司,拓展未來的業務版圖。”

在她以及其他海外從業人員看來,中國的網絡小貸在12月迎來監管細則,但在消費金融發展早期階段的中國,這似乎意味著在規范化后,這一業務將迎來另一個健康發展的階段。

作者:周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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